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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我对历史有一定的兴趣,初中和高中的历史课本往往只讲发生了什么事?这件事情有什么历史意义?这主要是为了对付考试,我们经常会背诵一些事件的基本经过和影响,比如到 20 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初中历史课背诵过的内容,如 1840 年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并且于 1842 签订的《南京条约》,开放了 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开岸,这是历史课本中看到的知识,比起历史课本中的知识,我更加喜欢看历史当事人的书或者文章,这些史料读起来非常有意思,能给我带来不同的视角,《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这本书非常吸引我,我大概花了三天时间读完,在书里看到的都是鲜活的个体,作者以第一视角记录了历史事件,内容非常严谨,并且非常详细,这本书应该是我 21 年读到的最值得推荐的历史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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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熊向晖,1919年4月12日出生于山东掖县(今莱州),2005年9月9日病逝于北京,1936年12月,熊向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加入共产党,1937年12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他到国民党胡宗南将军的部队“服务”,从事秘密情报工作。1939年3月,他从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毕业,其后至1947年5月,任胡宗南将军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1947年9月,熊向晖进入美国西储(Western Reserve)大学研究院学习,1948年9月获社会科学硕士学位。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熊向晖曾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1954年随周恩来总理出席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任中国代表团新闻办公室主任;1961年随陈毅副总理出席讨论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任中国代表团顾问;1962年至1967年,其任中国驻英国代办;1967年1月,奉命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1970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不久,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助理,熊向晖参加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1971年的访华会谈及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1972年的访华会谈。1971年11月,他任新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代表;1972年8月任新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1973年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1978年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1983年至1987年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

暗杀周总理与“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真相

我在历史课本串读到过亚非会议,历史课本上只是大概讲了各种阻挠我国参加亚非会议,想暗杀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当时我国没有远程飞机,而印航的星座式客机能连续不着陆飞行8小时跨越南中国海,但是这架飞机被人放了炸弹,飞机上的人大部分都遇难了,但是周总理因为有别的事情,不在这架飞机上,历史课本没有详细记录克什米尔公主号,作者是克什米尔公主号调查的第一负责人,从他的视角,使我更加了解了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同时也能感觉到外交工作的复杂性,可知当时中国的航空非常落后。

经慎重考虑,周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准备从香港包乘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简称印航)C-69型星座式客机飞往印尼。原因是:(1)当时我国没有远程飞机,而印航的星座式客机能连续不着陆飞行8小时跨越南中国海。在同我国建交的亚洲国家中,只有印度有这种远程飞机。中印两国政府最先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周总理乘印航飞机出席亚非会议,具有政治意义。而香港机场设备优于内地,适于大型飞机起落。(2)1954年6月中旬,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停战问题的磋商进入技术阶段,由副手(我国为李克农)参加讨论。苏、美、英、法的首席代表暂时回国。周总理借此机会率随行人员访问印度、缅甸,乘坐的就是印航星座式飞机“孟加拉公主号”。访问结束后,周总理一行续乘该机飞抵香港,停留一小时,飞往广州。(3)印航星座式客机有往来于孟买至香港的定期航班,中间在加尔各答、曼谷起落。我有关单位与印航商妥,在亚非会议前,由我方按印航正常航期,指定从孟买起飞的某一航班,对外照常营业,在加尔各答和曼谷照常上下客货,到香港后临时改为中国代表团的专机。在港清舱加油等只需一小时左右即可起飞。由中方适时通知香港当局采取安全措施。

(1)(1955年)“4月9日晚,外交部办公厅获悉,台湾国民党特务欲破坏我代表团所乘飞机,并备有定时炸弹。与此同时,昆明长途电话传达周总理的紧急指示:要外交部将此情况火速转告香港新华分社和我国代表团,要他们立即向香港当局提出交涉,并请香港当局保证我有关人员的安全;同时指示外交部在北京向英代办进行交涉。”

(2)“办公厅主任董越千当晚将周总理的上述指示转告了香港新华分社和我代表团。次日一上班,又向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作了汇报。张闻天副部长随即指示欧非司副司长张越向英国驻华代办处进行交涉。”

4月11日下午,周总理在昆明收到急电:蒋特香港情报站报保密局称,周恩来已不过港,但对其代表团随员的打击,也会影响其在亚非会议上的实力,乃令检修飞机人员按原计划进行,唯因时间仓促,未及将定时炸弹置入油箱,乃绑于油箱底,预计下午4时可望爆炸。

不久,路透社新加坡电称:印度国际航空公司C-69型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飞往雅加达途中,在北婆罗洲西北的海面失事,机身坠入海中。机中11位乘客,包括中国政府的工作人员和记者,以及该机8位机组人员下落不明,恐已全部遇难。

周恩来对“事故”的坦诚态度和周密处理

作者记录了这次事故,非常佩服周恩来的坦诚态度,作者是与周恩来的交往非常紧密,从很多方面都能看出周是一个处事非常周密的人,处事周密的人不少,但是当遇到自己犯的错误时,能这么坦诚的表达,并且自我批评,这是很难做得到的,在工作或者生活之中,大部分人都会找各种借口,把自己的错误归于环境,归于别人,要么隐藏自己的错误,真正能做到坦诚清晰的人少之又少。

我走进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的会客室,董老迎上来,一面同我握手,一面说:真是光阴似箭,一晃就是八年半,你的模样没有变,似乎长高了些。他告诉我,恩来同志很快就回来,有件事,等他谈。汽车声响,周恩来推门走进。他关上门,拉着我坐在沙发上。他皱皱眉头,说:我一不小心出了事故。7日,我坐马歇尔的专机去延安,研究东北停战问题,忙着开会,把你在南京的住址写在小本子上。前天开了一夜的会,一直开到昨天上午去机场。天气热,我没有穿外衣,把小本子放在贴身衬衣的口袋里。我回南京还要谈判,在马歇尔的专机上躺一会儿,一睡就睡得很死,飞机在南京降落,我还不知道。同行的同志把我叫醒,下了飞机,回到梅园新村,发现小本子不见了,到处找不到,肯定是在我睡着的时候颠了出来,溜到马歇尔专机机舱里。小本子上记了几件无关重要的事,唯一重要的是你在南京的住址。按照秘密工作的做法,本来应该记在脑子里,我一时粗心,写在小本子上,还写了一个“熊”字。我原来以为放在身上衬衣口袋里很保险,可是衬衣口袋没有扣子,匆匆忙忙下飞机,也没有注意检查,造成严重事故。我已经打电报报告中央,做了初步检讨,请求处分。

我顿时感到震撼,倒不是由于他丢了小本子,而是由于他对这件只有自己一人知道的事,毫不规避,如实报告中央,还做检讨,请求处分。更使我想象不到的是,他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竟向我这个普通党员和盘托出。他的真挚坦诚的态度和伟大崇高的品德深深震撼了我。我激动地说:请周副主席放心,这是一件小事,我能够应付。万一出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从宣誓入党时起就准备随时牺牲。

周恩来庄重地说: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准备随时牺牲,党组织不应该让党员平白牺牲。这个事故是我造成的,我要承担责任,要尽一切努力来挽救,不能一误再误。周恩来说,昨天下午4点多,马歇尔的侍从副官来找我,我不在,他一直等到我回来。他说,马歇尔指示他务必当面送给我一份机密文件。他把一个用厚纸包装、火漆密封的小盒子交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正是我丢掉的小本子。

周恩来说,马歇尔郑重其事派人把小本子送还我,但他必然让他的亲信把小本子记的内容照了相。这样,你就暴露了。秘密党员一暴露,通常就得撤走,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对你却不能采取通常办法。毛主席说过,你顶几个师。一下子撤掉几个师,我下不了这个决心。我和董老反复研究,马歇尔照了相,会怎么处理?一种可能是,美国现在偏向国民党,他可能送给国民党。如果他送,不会送给徐永昌、郑介民这类人,那不合他的身份。要送,只会直接送给蒋介石。蒋介石架子大,见他必须事先约定,这就给我们一些缓冲时间。蒋介石一看到,一定派人抓你,这又会暴露马歇尔,使他失去“调处人”的资格。也有第二种可能,马歇尔不送给蒋介石,免得因小失大。我和董老商量了很久,一致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必须立足于最坏的情况,同时也要考虑第二种可能。

对历史感兴趣的人,非常值得一读,非常好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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